“小朱教你学软笔”(一)
 
发布时间 2018-10-16   访问次数 239

中国书法书学史略

   自有书法以来,历代书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和总结荟萃了各种书论与书评,我们把这些书论与书评统称为书学。综观这些书学,可以说每一卷每一章、甚至每一段话语都有我们今人借鉴之处,而某些论断又是我们今人所不及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把历代主要的书学——书论与书评作以简单的轮廓性的介绍。

一、书学的形成时期

(一)秦汉时期的书法研究

  秦代的书法研究完全附属于文字学。秦丞相李斯(?——前208),中车府令赵高(?——前207),太史令胡母敬(生卒不详)等,不仅善写篆书,而且将《史籀篇》的大篆省改为小篆,没有对书法的相当研究是不可能为之的。然这并不属于自觉的书学研究,而是为当时的文字政策服务的。

  两汉时期篆书向隶书过渡,书坛上各体并存、百花齐放,书法研究之风胜于秦代,书论的雏形才基本形成。其标志是:

 1、书法成就载入史籍

《汉书·元帝纪》曾称:“元帝多才艺,善史书”(即史籀大篆)。《外戚传》载孝成许皇后“聪慧,善史书”,《王尊传》载其十三岁以前就“能史书”。可见当时习史籀大篆已是一种时尚。《张汤传》载其子张安世“用善书给事尚书”,可见书法在当时已受到相当高的重视。用今天的话说:已经成为一个专业工种。

  2、书法短论已留传后世

 相传东汉的赵壹有《非草书》,蔡邕《笔论》、《九势》等,都对当时的书法有较独到见解的论述。但蔡邕两文,应系伪托。而《晋书·卫恒传》所载《四体书势》一文附有蔡邕《篆势》、崔瑗(东汉人77—142)《草势》可信。这两篇短论,分别论述了篆书和草书起源、特色、书写要领。其文字文雅、堂皇且形象生动。如《篆势》称篆书的特点是“龟文针裂,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缦。”书写时应“似水露缘丝,疑垂下端。纵者如悬,衡者如緼,杳杪斜趋,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跂跂翾翾。”《草势》指出草书的兴起在于“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书写特点是:“方中不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后,兀若竦崎,兽跂鸟 ,志在飞移,狡兔暴骸,将奔未驰。”以上的部分短论,是书法初始阶段的理论知识,也标志着书学理论的诞生。

  3、对书体的系统论述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书法史上第一部对书法的系统论述。尽管所论书体仅限于秦汉书体,但直至现代仍被书界奉为至宝。书中对秦汉书体有相当完备的论述:“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又说新莽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许慎是从文字形体角度来探讨书体,所以,总体上说《说文解字》是一部文字学专著,这也符合当时书学仍大体不脱离文字学范围的现状。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学

  东汉的隶书已达鼎盛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各种书体纷纷出笼,书法大家各有千秋,特别是书圣王羲之的出现,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书学的发展,而且人们对前人也有了更多总结的依据,这使书法学逐渐趋于专门的学科。

  1、对各种书体的评述

  西晋辞赋家成公绥(231—273)有《隶书体》一文,文中推崇隶书书体“虫篆既繁,草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规矩有则,用之简易。”又赞扬隶书的书法“烂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或若蛟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并体抑努,良马腾骧,奔放向路”,这无疑是对东汉隶书高度艺术成就的写照。

  西晋卫恒(?—291)《晋书》本传称其“善草、隶”。并载其所著《四体书势》。四体谓:古文、篆书、隶书、草书。每论一体,先叙其流源,名家名作,后予以势赞。《四体书势》是对许慎《说文解字·叙》的阐发,每论一体必先引许说,但其后又从书法角度展开。如《说文解字·叙》论到草书只有“汉兴有草书”一句,而《四体书势》则对草书有具体的论述。

《四体书势》的出现,标志着书学从文字学的附庸而更趋近于独立。与《四体书势》相类似的还有江式(后魏人,?—523)《论书表》,但与《说文解字·叙》一样,未抛开从文字学角度论书体,故在书学史上的地位不及《四体书势》。

  2、记载了书家心得

  西晋以后,书家辈出,所以,这一时期,记载书家的学书心得较多。索靖(西晋人,239—303)《晋书》本传载其《草书状》云:“婉若银钩,飘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此乃书家深得草书之味之语。东晋时则有传卫铄(卫夫人,272-349)《笔阵图》,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此后尚有王僧虔(南齐人,426—485)《论书》、《笔意赞》等。其中颇有一些历史传颂的论书警句名言。如“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笔阵图》),“万毫齐力”(《笔意赞》)等。

  3、出现了品评之作

  传北魏王愔有《古今文字志目》,上卷举自“古文篆”至“飞白书”的三十六种书体。中卷举秦、汉、吴书家自李斯至诸葛融五十九人,下卷举魏晋书家自韦诞至桓玄五十八人,可惜的是卷文失传,只存留下目录。

  南宋羊欣(370—442)有《采古来能书人名》,自李斯,赵高至谢敷等共六十九人,并附有简评。如:

“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

“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藁、骨势不及其父,而媚趣过之。”

  南朝梁袁昂(461—540),有《古今书评》,奉梁武帝   品评书家二十五人。注意各家书法的意境、趣味、格调等美学范畴的特点,并用许多比喻加以说明。

  南朝梁庚肩吾(487—551)有《书品》,品评汉至齐梁一百二十三位书家为九品,每品先列书家姓名,后加评论。如以张芝、钟繇、王羲之为“上之上”品;崔瑗、杜度、师宜官、张昶、王献之为“上之中”品;索靖、梁鹄等九人为“上之下”品。此外还有“中之上”、“中之中”、“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诸品。

  书法品评的出现,标志着书法繁荣和书学的逐渐成熟。这一类型的书学著作至后代不衰,屡有书学家为前代及当代的书家、法书作评。这实际上是书法史的雏形。

二、鼎盛的唐代书学

 “二王”留下的宝贵书法遗产和唐朝空前繁荣的书法艺术、魏晋南北朝书学的成熟、唐代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为鼎盛的唐代书学提供了基础。唐代书学鼎盛的主要标志是朝廷及社会各界对书法创作和书法研究给予提倡和重视,技法理论研究有了比较深入的发展,中国古代杰出书法著作《书断》、《书谱》便在此时应运问世。

(一)朝廷对书法和书法研究的提倡和重视

  1、对书法遗产的搜集,保存和复制

  自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及以下诸多皇帝,都有善书、好画之名。其中以太宗为最。太宗特别珍视羲之书法,曾为《晋书·王羲之传》亲作传论,赞扬羲之“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无逸少乎!”,一个封建帝王对一位书家如此推崇是极为罕见的。徐浩《古迹记》说:“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齐、梁杂迹三百卷。”其中自然以征求“王书”真迹为最受重视。《叙书录》说:“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帝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书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相传太宗为求《兰亭序》费尽了心机。在贵族子弟学校弘文馆内,设拓书人,如赵横、韩道政、冯承素等。双钩廓填“王书”真迹。至今我们所见的王羲之书迹,最早都是唐人摹本。

  2、开设书法学校,开展书法教育

  唐制在国子监总管下,京城书学内设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典学二人。学习内容是“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学之”(《唐六典》卷二十一)。石经是指“三体石经”,即要学写古文、篆、隶三体。

  除了在专门学校里学习之外,还有进行书法教育的其他多种形式。如在其他学校学习儒经的学生也须“学书,日纸一幅”(《新唐书·选举志》)。贞观元年,在贵族子弟学校“弘文馆”内曾招收了五品以上官员爱好书法者二十四人为学生,从内府出示珍贵法书,由虞世南、欧阳询两位大家教楷书。

  3、以书法为取士标准之一

  唐制,在科举中有六个科目:除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外。书法也是其中之一。在吏部铨选官员时,又以“四才”为标准。其中第三条为“书”,取其“楷法求美”。

  4、名书法家受到特别任用

  从唐初起,皇帝身边就有侍书者,即高级书法顾问。如虞世南死后,“太宗尝叹曰:‘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征白见遂良,帝令侍书”(《新唐书·褚遂良传》)。到唐穆宗时,柳公权曾任侍书学士。之后诸帝皆近如此。

(二)唐文苑对书法的关注

  百花齐放的唐文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唐代大文学家们对书法艺术的关注,也使书坛生辉。他们不仅本身以善书知名,如李白(传有《上阳台帖》),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杜牧(传有《张好好帖》),李商隐等。而且以诗、文等文学样式歌咏、评论书法,成为书学园圃中一朵奇葩。如杜甫有《李潮八分歌》,精炼而形象地歌咏了“大小二篆生八分”的书法史。韩愈《石鼓歌》描绘了石鼓文的书法“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推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此序高度评价了张旭的草书艺术,深入探讨了他的书艺来源,以韩愈特有的雄健而形象的文字,阐明了书法家必须从广阔天地(包括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中广泛吸收营养,捕捉和提炼形象,才能获得有高超成就的艺术真谛: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诒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此文为历代传颂不止,亦被视为说明“书之功夫,更在书外”之理的典范之作。

(三)对书法理论的深入探讨

  由于书法艺术的发达,唐代对书法的理论探讨,已不拘于前代浮光掠影式的泛泛而论,而是深入到用笔、结字、执笔的技法原理。其中不少是书法大家的论书之作,这些都是从实践中而来的深得甘苦三味的切肤之谈,所以能具体发微,给学书者以很大教益。

       1、论用笔

  欧阳询《传授诀》指出:“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

  虞世南在《笔髓论·释行》中引王羲之语:“每作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

  李世民在《论书》中称:“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他在《笔法诀》中指出:“为点必收,贵紧而重;为画必勤,贵涩而迟;为撇必掠,贵险而劲;为竖必努,贵战而雄”。

  徐浩在《论书》中称:“初学之际,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笔之势,特须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

  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用笔之法:“用笔当须如印印泥”,“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

   2、论结字

  传欧阳询《三十六法》有“排叠”、“避就”、“穿插”等结字方法,《传授诀》中“当审字势,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精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实是习欧字者的经验之谈。

  3、论执笔

  如虞世南《笔髓论》:“横毫侧管则钝慢而肉多,竖管直锋则干枯而露骨”。“笔长不过六寸,提管不过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实掌虚”。其中“指实掌虚”一语成为千年来执笔的不二法则。

  唐代书法理论的深入发展还表现于出现了第一部书学论文集《法书要录》,编者张彦远,生卒年不详,据考为唐明皇时宰相张嘉贞之玄孙,家世藏法书名画,精于书学。《法书要录》十卷,编历代论书之语,自东汉始而止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此书采集资料极为丰富,东汉以来论书佚文,多靠它保存下来。

(四)书法品评发展为书法史著作

  继南朝《书品》之后,唐朝出现了一些书法作品论著。如李嗣真(?——696)《书后品》“始于秦代,终于唐世,凡八十一人,分为十等”。

  此作对《书品》体例并无突破,而最有成就、对《书品》有重大突破的当推张怀瓘的《书断》。

  张怀瓘是唐开元年间的书学家,除《书断》外,还有《书议》、《书估》、《文字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评书药石论》等传世。

 《书断》有序及正文三卷,上卷为书体论,论古文、大篆、籀文、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等十体,解其名称,叙其源流,列其名家名作,后系以赞语。中卷为书学品评,列神品二十五人(因各体重复,实为十二人),妙品九十八人(实三十九人),能品一百零七八碎七人(实三十五人),分列姓名和神、妙品书家小传。下卷为能品书家小传。卷末以“评”结束全文。这部著作实际上包括了书体演变和历代书法家及作品两大部分,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书学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书法史专著。

  另外,天宝年间书家窦臮所著的《述书赋》对《书品》也有明显的突破,该作为上、下两卷,自上世至当世,综论历代书家,不但品题精赅,尤其文辞典雅,是一篇难得的富有文学艺味的评书佳作。

  5、孙过庭书谱

  孙过庭(约638—688)是唐代杰出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其所著《书谱》是千年传诵不辍的书学名著,其篇末称:“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而今存文中并不分篇、卷,也末曾全力阐发写作计划中的“执、使、转、用之由”,只是概述了书法源流、评书的准则、著书的旨趣等。所以,我们今天实际看到的只是《书谱序》。其书学成就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阐述了各种书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书中把篆、隶、今草、章草四体特点简单的概括为“篆当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同时指出了各体之间的内存联系,如:“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又如认为学习楷、草也应“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等等。学书要从其它各体中吸取营养,此乃前人所未发之高明见解。

  二是把书法的基本原理概括在“执、使、转、用”四字。“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鐶纡之类是也;用,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这四个字是对书法技法原理核心问题的精辟概括,堪称“举前贤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

  三是充满了书法的艺术辩证法。该书提出:“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道出了平—险—平的学书三阶段。又如:“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八个字,道出了和谐与变化、法则与创新的关系。再如:“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主张书法作品要达到刚柔并济、枯润相兼的效果。凡此种种,都充满了可贵的艺术辩证法思想。

 《书谱序》还有许多精辟的论断,至今拜读仍大有裨益,是研究书学史的必读之作。

三、传承的宋代书学

  宋代书学基本上承绪唐代而发展,虽无可与《书断》、书谱》比肩的名著,然仍保持了相当水准和繁荣局面。

(一)唐书学名篇继作

  1、唐有张怀瓘《书断》,宋有朱长文(1063—1098)《续书断》。它仿照《书断》体例,把唐宋书家亦按神、妙、能三品加以评论。

  2、唐有孙过庭《书谱》,宋有姜夔(1163—1203)《续书谱》,共分二十条,对用笔、用墨、结构、气势、风神等均有论述,其中不乏精到之作。

  3、唐有张彦远《法书要录》,宋有陈思(南宋开庆时人)《书苑菁华》。同为编辑古人论书之语,有《法》、《势》、《品》、《诀》等共三十二类一百三十余篇,分为二十卷,后人评它“以意在宏博,故编次丛杂,不免乖舛”。但毕竟保存了不少古代书学资料,是有一定书学价值的。

(二)名家论书辑作

  宋书法名家,继承了唐欧、虞、颜、柳等的传统,在书法、书学两方面都有造诣,他们传世的论书著作,虽多点滴言论辑成,但其中颇多发人深省的金石之声。这些论述,是我们在讨论书法技法时一再需要提到的。

  苏轼《论书》云:“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书法备于正书,谥而为行草。未能正书,岳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洁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

  黄庭坚《论书》在论及如何借鉴前人时说:“《兰亭》虽真行草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也”。这种认识是十分正确的。在论及书法作品的格调时,他说:“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说执笔:“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这些精论,都给今人以教益。

  米芾《海岳名言》说自己“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道出了从学习传统到自成一家的甘苦之言。此处如:“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又如:“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以及强调“字有八面,八面具备”等,一直为后世传为名言。

  (三)开刻帖之风

  宋太宗赵炅于淳化三年(992)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拓,分赐大臣,《淳化阁法帖》,简称《阁帖》,全十卷,采古帝王至唐人法书,“二王”占其中大半。《阁帖》开汇刻帖之风,被称为历代法帖之祖。

  宋代刻帖另一系统为《阁帖》之外的民间藏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宝晋斋法帖》、《群王堂帖》、《凤墅帖》等。

  刻帖的意义非同寻常。在照相术未发明的年代,刻帖保存并传播了大量的古代书法遗产。如“二王”法帖,除唐人双钩廓填外,今天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是宋帖中保存的资料。如米芾小楷,极为罕见,《群王堂帖》等生动自然,行细的牵丝清晰可见,如同真迹一般,至今也是学习的优秀范本。

  法帖也有较明显的缺陷,由于《阁帖》系统从宋到清一翻再翻,摹刻精度不够,致使原作走样,这是今人需在使用时认真加以辨析的。

 (四)其他书评书史之作主要有

  米芾《书史》一卷,评论前人真迹,始自两晋迄于五代,对印章、跋尾、装裱都有详细记载。

 《宣和书谱》二十卷,未记作者姓名,疑为蔡京、蔡卞所撰,记宣和年间宋徽宗内府所藏诸帖,以帝王诸书为一卷,篆、隶为一卷,正书四卷,行书六卷,草书七卷,分书一卷。每体前有论述其源流、特点的“叙论”。

  陈思《书小史》十卷。此书与《书苑菁华》相辅并行,搜集资料甚勤,但不免有附会之处。

四、为数不多的元代书学

  元代的书学成就从发展的眼光看已不及宋代了。元代的书家虽有很多论书名言,但影响后人的书论书评则流传甚少。除杜本鲜于枢有评书名言外,虞集在《道园学古录》、刘因在《荆川稗编》、戴表元在《剡源集》、盛熙明在《法书考》、刘绩在《霏雪录》中均有简短论书。独立成书的有:

  陈绎曾(生卒不详)著有《翰林要诀》,是一部较为典型的教科书。全书分执笔法、血法、骨法、筋法、肉法、直法、圆法、方法、分布法、变法、法书共十二节,虽有沿袭古人的陈说,但也不乏自己独到的见解。

  郝 经(1223-1275)著有《叙书》,书中详叙了古代各书体及大字、榜书的源流,列举了擅长各体的书家和碑帖,还详述了各种书体的审美标准。提出了书法的最高艺术境界是:“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造微入妙、穷神知化。”

  郑 杓(生卒不详)撰、刘有定(生卒不详)注的《衍极》,行五卷。此书史论并重,是一部在元代较有影响的书论著作。提倡尊古崇法、讲道德、重人品,对宋代“尚意”书风提出了自己尖锐的看法。后人多评为是元代复古思潮的产物和朱、程理学的产物。

五、中衰而复兴的明清书学

  元末明初文学家有《书史会要》九卷,载古人能书者上起三皇下至元代凡八卷。末为书法一卷,以补遗一卷,后又有朱谋垔撰续一卷。

  明代论书之作既不够多,重要著作也极少。

  书论较有名者,当推明末清初的董其昌(1555—1636)著有《画禅室随笔》,其中《论用笔》评:“米海岳书,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后八字对后人理解笔法有很大帮助。又如“作书之法,在能放纵,又能攒捉”。“作书须提得起笔,不可信笔,……提得起笔则一转一东束皆有主宰”。这些立论都颇为精到也颇为实际。

  明钱塘钟人杰著《性理会通》中有《字学》一节,集程、朱、张等宋儒之论书语,持论强调“法度”、强调“感悟”,从理性之学来论书,为当时和后来书学研究也开了一条新路。

  明代还有方孝孺、杨士奇、张绅、李东阳、宋仲温等论书名句,只因未独自成卷,终未能影响社会和时代。故明代书学近于中衰。

  到了清代,书学则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这不仅表现在清代有《书筏》、《书概》这样的杰作,还有《三希堂法帖》这样大型的书法汇编,而崛起的中国书学史上的重要流派—碑学,则更令人刮目相看。

(一)清代碑学

  1、清代碑学兴起的缘由

   碑学是从清乾嘉时代开始崛起的、以宗碑贬帖为特征的书学流派。所谓“碑”的特定含义,一开始是指北魏碑,后经康有为辨析,扩大为包括南朝在内的六朝碑版乃至秦汉刻石。唐碑虽也是碑,但未在“碑学”崇尚范围内。

  碑学的兴起,一开始是基于艺术上和学术上的原因。

  元明至清初书风衰落,当时学书大抵有两个源头:一是帖,真迹难见,法帖重复翻刻,原形走样,已不足为法。二是唐碑,主要指唐初诸大家。唐碑精致工整,本称千古楷模,然精工过度,便走向刻板。当时清朝盛行“馆阁体”,提倡“方、光、乌”,字字如算子,厌厌无生气。这是把唐碑引向反面的产物。而欲突破萎靡的书风,只能从学习的源头上寻找出路。乾嘉时,金石考据之学大兴,访求著录古代碑刻成为时尚。如孙星衍、邢澍辑《寰宇访碑录》有碑目八千条,王昶(1725—1806)《金石萃编》二百六十卷,收商周铜器及历代石刻拓本一千五百余种。大量的唐以前碑刻被人们所认识,自然激起了人们从中吸取古代书法营养的兴趣,当时就有许多书家受惠于碑而创造出了多含金石古意的书法作品。

  清代碑学是一场革新运动。它以阮元、包世臣提倡的书法革新发展到康有为的书法革新与政治革新相结合,本质上代表了封建社会末期要求冲决罗网的新兴阶级意识。

  2、从阮元到包世臣

  此为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阮元(1764—1849),清代大学者。在《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古帖》中提出了书分有南、北派的观点,并指出纠正时弊的出路在于“所望敏颖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遮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这是率先为碑学“伐木开道,作之先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语)。

  阮元之后,包世臣著有《艺舟双楫》,他是碑学的第二个倡导者。

  包世臣(1775—1855)。《艺舟双楫》是其《安吴四种》之一,辑包世臣论文论书的文章、问答、信札等。同阮元一样,包世臣极力推崇北碑书法如云:“北朝入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他尊魏贬唐,并将自己的老师邓石如树立为当世书坛的典型,推为当代第一人。

  3、康氏著《广艺舟双楫》

  此为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经阮、包二人的提倡,碑学影响逐渐扩大,如刘熙载《艺概》中也说:“北书以骨胜,南书以肉胜”。“南书温雅,北书雄健”。然而影响最大的碑学著作,当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康有为(1858—1927)的《广艺舟双楫》对前一阶段碑学的主要发展是:

  第一,形成了清代碑学的系统化

  《广艺舟双楫》较之阮元的两篇短文和包世臣无体系的杂著具有体例完整,自成体系的特点。它集文字源流、前人碑学总结、书体演变、断代书法史、作品品评、实用书法、各种杂论等诸类。这不仅在清代,而且在整个书学史中的也是独有的集大成之作。

  第二,纠正了前期碑学的南北之论

  阮元和包世臣对派分南北颇有牵强勉为之认识,而康有为则举诸例证明“书可分派,南北不可分派”。这样,康有为的“碑学”把北魏碑扩大到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碑版,就使碑学理论有了更合乎科学的基础。

  第三,广泛吸收了新的金石学成果

  康有为认为,前人忽视碑刻,主要是见实物太少所致。而到了他著《广艺舟双楫》时,不仅有了许多金石著作,而且诸碑出土,加之他悉心搜集,故书中引入了大量碑刻资料。致使其理论基础得到了充分奠定。

  第四,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尊碑对挽救书风的作用

康有为在《尊碑》中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帖不可学而只可学碑,又从书法家实践上反复纵横对尊碑和崇帖进行了对比,据理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广艺舟双楫》的主要缺点是言语过于偏激,走了极端。对崇尚魏碑的论述太绝对化,同时,他所提出的“卑唐”口号也不足取。

(二)清代碑学外的主要书学成就

  1、冯武(?—1707)编撰的《书法正传》,共十卷。多是收录别人,如陈绎曾、周伯琦、李溥光,李淳、冯班等的著述,合编在一起,仅最后的《书家小传》、《名迹源流》部分是为冯氏所著。对所收各卷或有补注,或作附论。在论及结字时称:“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唐人用法谨严,晋人用法潇洒,然未有无法者,意即是法”。评及颜真卿书“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这些论述都颇有见地,非常精当。

  2、笪重光(1623——1692)的《书筏》一卷,载论书札记凡二十九则,言简意赅,是一篇难得的精粹之作。

  该作在论述用笔、布白、呼应变化等方面,言词精炼,妙语连珠,见解独到,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思想和美学原理。特别值得一读。“清四家”之一的王文治在书后跋中赞曰:“此卷为笪重光书中无上妙品,其论书三昧处,直与孙虞礼先后并传”。

  3、刘熙载(1813-1881)编撰的《艺概》、《书概》

  《艺概》分为六个部分,《书概》是其中之一。此文论书法源流与笔法原理,言语凝炼而又深入。如论草法:“古人草书,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论正草关系:“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是对《书谱》的发挥。又如论用笔:“逆入、涩行、紧收,是行笔要法”,“论书者每日换笔心,实乃换向,非换质也”。“凡书要笔笔按,笔笔提”。“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其不期涩而自涩矣”。论结字:“欲明书势,须识九宫,九宫尤莫于中宫,中宫者,字之主笔是也”。“画山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主笔有差,则余笔皆败,故善书者必争此一笔”。“结字疏密须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邱壑未易尽言。”“学书近于学仙,炼神最上,炼气次之,炼形又次之”。论创新引苏轼画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又说:“推之于书,但尚法度与豪放,而无新意妙理,末矣”。以上种种,都是极为精辟的议论。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清代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活跃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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